上海复兴公园顾家花园,上海复兴公园顾家花园后人是谁

1956年，王爱梅从北京列车段调到了铁道部专运处工作。

这个铁道部专运处专门从事的是负责中央首长和国宾外出用车的单位，从工作性质上，就规定了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必须保证遵守严格的纪律和保密规定。

第一次上车出任务，王爱梅就被列车长调到了餐车工作，专门给餐车的刘跃芳师傅打下手，列车在前门火车站停下后，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列车又迅速发动，王爱梅也只是在餐车往外看的时候，看到看到站台上一辆辆的小 汽车 ，但从车上下来的是哪位中央领导，王爱梅没看清楚。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刘跃芳才告诉了王爱梅真相。

王爱梅在餐车负责摆台，本来是一项很简单的工作，但一听说是给毛主席，心里不由得紧张的不少，尽管王爱梅始终告诫自己，一定要精神集中，不要紧张，但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不过等到见了面以后，王爱梅却发现，见毛主席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困难，那颗紧张的心迅速地平复下来。

尽管后来又过了许多年，但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始终仿佛就在眼前……

按照刘跃芳师傅的安排，王爱梅准备好后，没过一会儿的功夫，警卫张仙朋就扶着毛主席从公务车走了过来。

毛主席一下子便注意到了身旁这个生面孔，和颜悦色地问道。

王爱梅点了点头：“是的。”

“叫什么名字呀？”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了一句。

王爱梅一下子没听清，她的心里光顾着紧张了，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心噗噗直跳，好在是张仙朋解了围，替毛主席“翻译”这句话。

也许是注意到了她的紧张，毛主席笑了笑，等到在餐车落座后，毛主席用特有的湖南普通话对王爱梅打趣的说：

这一次王爱梅听清楚了，而且是一字一句都听得很清楚，当时她就愣住了： “噢，天呐，我可从来没听家人说过，我家还有这么高贵的亲戚。”

王爱梅将家里父母亲戚挨个从脑海中过了一遍，她的父亲只是一个工人，母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怎么会和毛主席有关系呢？

王爱梅没想好怎么回答毛主席的话，只好嗫嚅着说了一句，毛主席笑了笑，接着又说道： “你说‘王’字下面加个尾巴念什么？”

“王”字下面加个尾巴，王爱梅仔细想了一会儿，猛然间醒悟： “啊？那不就是毛字吗！”

“对啊。”毛主席轻轻地拍着桌子。

看着毛主席和蔼的面庞，王爱梅不知不觉心情轻松了不少： “对，我们是亲戚，我们是亲戚。”

毛主席饭还没有吃，就先和王爱梅论起了亲戚，话说开以后，大家在情绪上也都放松了不少，王爱梅的胆子也大了许多： “主席，既然我们是亲戚，那您以后可要多帮助、多教育我啊？”

也许是与主席聊得太畅快，不知不觉，王爱梅忘了一项关键的任务， 大师傅刘跃芳从里面走了出来，与毛主席打了个招呼，用手肘碰了碰她，王爱梅这才如梦初醒，忘了给毛主席上菜了。

毛主席日常用餐并不复杂，一碟红辣椒、一碟酱豆腐，两盘菜，主食也常吃粗粮，面食很少，通常一顿饭就是掺着小米的红糙米或者是几块芋头。

吃完饭以后，毛主席顺手从盘子里拿起一个苹果，王爱梅赶紧上前： “主席，我给您把苹果削了吧。”

毛主席像孩子似的，拿着苹果在王爱梅面前晃了两晃，还从盘子里拿着另外一个苹果递了过来：“你也吃一个。”

“不，不，不。”王爱梅急忙白了保守：“我就不吃了，主席您吃吧。”

“嗯？”毛主席故意脸色一沉：“我可是喜欢实实在在的人。”

说着毛主席用手指了指对面的靠背椅，嘱咐王爱梅坐下，两人就这么轻松自如地谈了一会儿。

也许是这次见面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专列即将驶入镇江时，卫士封耀松来通知王爱梅，希望她能陪着毛主席一起吃吃饭说说话。

王爱梅一听，又紧张起来：“不成，不成，那怎么行。”

封耀松还以为是她不愿意，后来才知道，王爱梅不是不想陪主席吃饭，而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按照她的话来将：“能和毛主席一起吃饭，我是巴不得的很呐。”封耀松这才松了口气。

乘坐专列出行，毛主席实际上活动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被工作占据着，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略微清闲一些，陪毛主席吃饭的时候聊聊天，轻松一些、增进食欲，也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爱梅捋清楚了这一关键后，后来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陪同毛主席一起吃饭就成为了她日常的工作之一。

王爱梅一开始陪毛主席吃饭，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菜端上来以后，王爱梅照例给毛主席夹菜，毛主席笑了笑，直接摆了摆手：

“我们平等” 这一句话，给王爱梅的内心很大的冲击，尽管在见毛主席之初，她总是克制不住自己紧张的情绪，但时间一长，王爱梅感觉到，毛主席真的很平易近人，他很愿意同群众交谈，而且善于运用语言来化解人们心头初次见他时的紧张感。

王爱梅回忆毛主席吃饭时的场景，曾深有感触地说：

尽管列车上的布置尽量让毛主席感觉很舒适，但实际上列车上的颠簸，人并不容易休息好，况且毛主席还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

毛主席有一次就对王爱梅说过：“有时睡不着觉。”王爱梅还劝说毛主席：“您再睡觉时，就闭上眼睛数数一、二、三、四、五……很快就睡着了。”毛主席只是笑着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在列车上，王爱梅也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同主席谈天说地的聊一会儿，大部分的时候，毛主席都是在紧张的工作中，尤其是后来王爱梅调到了毛主席车厢，做专职列车员以后，越来越感受到毛主席的勤勉。

毛主席对身边的人都是和蔼的，但有时候也会生气。

在王爱梅的心里，毛主席也和普通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情绪。

1959年4月，毛主席乘专列出发，准备列席上海的会议。

一路上停停走走，毛主席沿途进行了考察，不管是开会还是干什么，吃住都在列车上，列车上的工作人员也为此忙活了三四十天，一直到专列驶向上海顾家花园，毛主席下车以后，专门吩咐了一句：“今天要在下面住。”

列车长也召集全员开会，准备收拾一下，第二天放个假。 然而出乎预料的是，当天晚上九点，列车收到消息，毛主席突然决定不住下面了，还是回到专列上来住。

王爱梅也着实紧张了片刻，那会儿车厢虽然说刚刚清洁完，但任何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就在急匆匆忙碌间，王爱梅瞥见车窗外面不远处，一长串刺眼的白炽灯光闪过，毛主席的专车已经驶向了专列。

本来王爱梅应该在专车来到车厢前下车，将毛主席扶上车， 当时给毛主席配备的车厢是德制客车，车梯很高，专列停用的专线又没有站台，所以车厢上当时都配有活动车梯，然而这个活动车梯本身又没有扶手，毛主席年纪大了，如果没有人搀扶着上车梯，是很不安全的。

好在当时封耀松就跟随在毛主席身边，王爱梅站在车门前，却注意到了一点。

毛主席那时脸色阴沉，非常难看，封耀松上前去扶的时候，毛主席却用力一甩，把封耀松给甩开了。

王爱梅顾不上多想，虽然她没办法下车，但还是能伸手拉一把。

毛主席阴沉的脸上陡然间放松了一点，他伸出手，任由王爱梅将他拉上了车厢，这时毛主席身边的卫士们，车下面送行的人才都松了一口气，毛主席不管不顾径直往往客厅走，王爱梅小心的跟在后面，顺手取过桌上的热毛巾递了过去，毛主席只是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主席，我取杯茶给您，喝点水吧。” 王爱梅小心地问了一句。

“不用了。”毛主席摆了摆手，恨恨地说： “我的肚子都气大了，还喝什么水呀？”

王爱梅没敢再问，只是苦笑了一声，然后小声说了一句：“那您先休息一会儿吧。”

“你去把汪东兴给我找来。”

王爱梅轻轻地打开车门走了出去，这时专列下的人看到王爱梅出来，紧张的心情这才放松了不少，各自离开，王爱梅将汪东兴找来后，也离开了客厅回到了乘务室。

刚坐下休息的王爱梅，脑海中立刻琢磨起来，跟了毛主席这么多年，这还是她第一次见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

紧张的王爱梅看着配电盘，心里想着自己的工作，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可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出现问题再让他生气。

没过一会儿的功夫，封耀松也上来了，王爱梅小心地问了一句： “主席怎么了，气成这样。”

封耀松苦笑着摇摇头，解释了一番，王爱梅这才了解到， 这天休息时，毛主席给贺子珍打了个电话问候，本来也是好意，但毛主席还想着在上海能不能见一面，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见成。

听了封耀松的话，王爱梅的心头忽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伤感：

王爱梅转头问封耀松： “我们大家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高兴一些。” 封耀松茫然地摇摇头：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你有吗？” 王爱梅一边思索一边说：

“这倒也是个办法，等明天我汇报一下再说。”

第二天早晨，王爱梅早早地起床，将所有的工作准备停当，张仙朋帮着毛主席洗漱完毕，落座在客厅。王爱梅迎了上去，主动问道：

王爱梅没敢问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关切地问了一句，不过看情况，隔了一个晚上，毛主席的心情缓和了不少： “还可以，你睡的怎么样啊？”

“我睡觉啦，我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大家都说我是个睡觉迷。” 王爱梅说了句俏皮的话。

“那就好，比我强。”毛主席摇头叹息了一声：“我睡觉是个大问题，有时吃安眠药也不管用。”

听了毛主席的话，王爱梅想起了前一天晚上同封耀松的谈话，觉得毛主席这一生，为中国、为老百姓操心实在是太多了，王爱梅忍不住劝道：

“看来我得听你的喽。” 毛主席哈哈一笑。

王爱梅说： “我讲得对就应当听我的。”

这时毛主席做了个手势，指了指旁边的椅子，示意王爱梅坐下来，两人沉默了一阵。

毛主席以往都是微笑着跟他们这些身边的人，有时也开开玩笑，这一次脸上的神情却分外严肃。

王爱梅听得非常认真仔细，尽管当时他尚不理解话语中的含义，却在后来逐渐的学习生活中，理解了一切。

看着慈眉善目的毛主席，王爱梅恍惚间感觉到， 毛主席对她就仿佛一个慈父对自己的儿女唠家常。丝毫看不出昨天晚上曾有过什么生气。一定是晚上调节好了自己的情绪，才能如此平静地面对。

毛主席以前常和卫士们倾诉： “老百姓的事有人管，我的事给谁说呀！”

王爱梅也突然明白了：

汪东兴后来称毛主席的专列是“流动的中南海”，其实这话不假。

毛主席一年到头，有非常多的时间都是在外面，在专列上吃饭、办公、睡觉，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毛主席自己不止一次的强调过： “我在火车上都习惯了，工作、休息都很方便。”

王爱梅在毛主席身边呆的久了，也就理解了， 尽管专列上会给毛主席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环境，但在火车上条件再好，也不如下边休息来的舒服，长途坐火车是一件特别辛苦的差事，像他们这些年轻的乘务员，有些时候都疲惫不堪，况且是一位老人呢！

王爱梅就清楚的记得，1961年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毛主席下车后，专列就停在广州白云机场的专用线上，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纰漏，敌人掌握了毛主席在广州的情况，有天专列外机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第二天她才知道，原来是白云机场上空有敌机侦察，我军开炮进行了还击。

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李银桥假扮毛主席上了专列，装作毛主席离开广州的样子，专列一路上转了几条专用线，总算是顺利脱险。

还有一次，毛主席在专列上，背上长了一个脂肪瘤，后来就在专列上做了手术，王爱梅还埋怨： “车上条件怎么也没有在医院里好，您在车上做手术，多危险呐，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毛主席也只是笑了笑： “不会的，要相信我的抵抗力。”

尽管毛主席日常工作十分忙碌，但在百忙之中，也不忘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地方上准备的节目，毛主席也惦记着他们，别人送来的芒果，也要给乘务员分食，1958年庐山会议，专列停在武汉，王爱梅与车上工作人员被武汉炙热的天气灼烤着没法休息，在毛主席关怀下，被安排到庐山宾馆暂住。

王爱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不仅仅是感受他老人家的伟大，更常感受到的是，毛主席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也有着我们常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

顾象衡。

上海顾家花园是因为在清朝光绪年间,宅第主人顾史雍的曾孙顾象衡在此修建了一座园林并号称为“顾家宅园”。上海复兴公园原名顾家宅公园,因为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座名为“顾家宅”的私人庄园,顾家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家族之一,在清朝和民国时期非常有名,拥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顾家宅是在1907年建造的宅邸,占地面积达到了17000平方米,内有小型山庄、湖泊和花园等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