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民公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历史由来,成都人民公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人们的遗忘促使我动笔

记者（以下简称记）：2004年，什么原因促使你动笔写《川人大抗战》？

郑光路（以下简称郑）：有两个契机。一是当时成都一家报纸的编辑向我约稿，写一写川军抗战。那时这类文章甚少，我查阅了大量资料，2004年7月4日，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67周年前夕，成都某报整版发表了我的纪念专文《川人的抗战》，引起重大反响和热烈讨论。四川媒体还发表多篇讨论文章，认为川人抗战应成为成都的“城市精神”等。这些说明有关川人大抗战的历史以前既少为人知，也是各界人士急欲了解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某大学请我去作抗战史报告。我问大学生：“你们晓不晓得四川人为抗战作过什么贡献？”一些人茫然，一些人则嘻嘻哈哈：“啥贡献？拉壮丁嘛，还有王保长、卢队长调戏三嫂子嘛！啊，还有那个疯疯癫癫的哈儿军长，穿女人内裤乱唱川戏，朝大炮头屙尿嘛……”我们仅仅谴责日本政府在教科书等问题上不敢正视历史是不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教育后代的计划和想法，关键是我们自己怎样教育后人？我们的前辈曾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用血肉筑成长城去浴血奋战。如果今天的国人不知国耻、国难，不了解前辈们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惨烈牺牲——那不但很可悲，甚至很危险。我们天天在提倡爱国主义，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抵抗侵略的历史如此轻易遗忘，所谓“爱国主义”，只是一句口号；我们天天说要热爱家乡，如果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四川的抗战史，都如此轻易遗忘，所谓“热爱家乡”更是空话。

记：当时，关于四川人抗战的研究著作几乎是空白。

郑：我决定写一本多方位、全面系统介绍大后方四川在中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功绩的书，一本适合普通读者和青少年阅读的书，这就是20余万字的《川人大抗战》，2005年2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重点书目，本书荣获四川省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五届“四川文学奖”，受到上百家刊物、报纸、网络转载，也成为许多学术论文的常用参考资料。成都人民公园“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大理石上，镌刻的文字介绍中，有“录自《川人大抗战》”的说明。

记：从《川人大抗战》到《四川大抗战》，你又花费了不少工夫……

郑：这本40余万字的《四川大抗战》，并不是《川人大抗战》的简单再版，真是费了大力气，许多章节都是重写，增补了非常多的珍贵史料及。《四川大抗战》更为严谨、充实，从可读性和史学价值而言，比《川人大抗战》更好。

珍贵史料中的“抗战史”

记：可以说，《四川大抗战》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叙述这段真实历史的长篇专著。

郑：本书涉及历史跨度长（从抗战前夕到抗战胜利，一些历史人物身前身后事的结局则更长）；地域广（从川军在全国各地抗日前线浴血奋战，到大后方的四川）；方面多（涉及历史人物、事件、悲壮的战场情景，乃至抗战前后四川的民风民俗、历史谜团）……

我锐意穷搜，买到了日本发售的占领中国的多份“号外”期刊，还发现了一本《川军战绩史料》，成书于1941年，根据大量一手战场报道和亲历者叙述而成，极具真实性、史料性。比如关于王铭章之死，历来有“英勇阵亡”和“自杀殉国”两种说法，**《台儿庄血战》就说是自杀殉国。《川军战绩史料》披露：“……奈敌众我寡，卒于17日下午3时，遭敌由东南城两缺口登城，窜上西城。我赵参谋长、两旅长、王团长均已阵亡。王铭章师长腹部亦中弹，旋王氏目睹大势已去，危城难守，且已身负重伤，不愿落入敌手，即用手枪自杀。临死仍高呼：‘抗战到底！’……”

尤其令人震撼的，书中披露了川军普通战士的惨烈壮举：日军破城后，城内受重伤的数百战衣破裂、伤痕累累的川军官兵，“不愿受暴敌残杀，均以手榴弹自炸而死”，他们“临难不苟，杀身成仁”全部消失在隆隆的爆炸烟雾中……

记：目前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与事实相去甚远……

郑：王铭章率川军血战死守滕县城，是中国抗战史册上最为悲壮、最光辉的一页。如今很多抗日影视剧，大多是“神一般”的剧情：徒手撕鬼子，手榴弹炸飞机，飞檐走壁白刃杀人……抗日战争是我们民族历史上非常惨痛的经历，容不得没有底线的“意*”和“戏说”。《川军战绩史料》披露的悲壮历史真相，对这些粗制滥造、娱乐苦难历史的“抗战片”，是有力棒喝。

记：你提到民国时期的四川小学读物《抗敌歌谣》，不但极为罕见，也是研究四川抗战诗歌史最易忽略的“冷门”。

郑：《抗敌歌谣》由“四川省立成都实验小学”出版，共29页，封面注明为“文艺补充读物”，选编者为李泳雪、陆钟瑾、王珩质、王子静、赵丽芬，应该是学校教师。出版时间为“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初版”（即1938年10月），售价注明为“实价叁分”。1938年9月成都地区米价每石（1市石约167斤）20元，0.03元可买米约2两，书价便宜，不像现在牟利为主的天价“补充教材”。这些歌谣多么感人：《送回老家去》：“一根树儿九枝丫，又结葡萄又结瓜。唯愿结个大炸弹，好送倭蛮回老家。”《荷花开》：“荷花开，鬼子来。鬼子来得多，我就喊哥哥。鬼子来得少，我就喊嫂嫂。哥哥嫂嫂一条心，去跟鬼子拼一拼，杀得鬼子光精精。”《太阳光》：“太阳光光，照在四方，家家户户枪不安康。哥哥持枪去打仗，姐姐拿针做军装。弟弟妹妹年纪小，唱个歌儿骂东洋。” 《万里江山不会丢》：“莫要焦来莫要愁，莫得枪，有锄头。努力耕田与生产，万里江山不会丢。”

川军地雷战炸死日本中将

记：你提到在正面战场上，日军高级将领酒井直次中将被川军炸伤毙命的重要史实。

郑：黄士伟，1921年1月生于重庆荣昌县。1937年7月后，他在成都蜀华中学读书，考入川军第21军，随着几十万四川健儿出川英勇抗战。1938年9月10日，为策应武汉大会战，防守长江中下游的川军8月份开始在长江两岸击沉、击伤猖獗一时的日本军舰，屡建奇功。日军向川军进行疯狂扫荡。为了巩固煤炭山川军炮兵阵地，驻安徽青阳的川军第23集团军总部，密令工兵少校参谋胡致周率领见习参谋张代福、黄士伟及独立工兵18营的一个排，潜入梅埂地区铺设地雷。据黄士伟回忆：1942年5月，酒井直次率第15师团从南京、萧山出发，沿长江西岸南下，有一次酒井率部“扫荡”兽性大发，让部下进行奸*中国妇女比赛，评出“老虎”“豹子”和“豺狼”……

川军第23集团军总司令官唐式遵严令：“形势危急，我川军第145师、146师、147师必须舍命为国，阻敌北犯！”川军第21军军长陈万仞，命令146师在大小长山对酒井师团进行顽强阻击。146师师长石照益急令：“命工兵独立第8营代理营长黄士伟，率工兵相机设地雷杀敌！”黄士伟立即率工兵设置了数十个地雷群。

5月28日10时45分，日军行至兰溪北面1500米处的三岔路口，“轰”的一声巨响，爆炸气浪将酒井从马背上向空中掀起！酒井的战马当场被炸死，酒井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毙命。

一直生活在成都的黄士伟先生激动地给我讲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他还朗诵了为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写的一首七律诗：“日酋酒井率骄兵，建德传来鼙鼓声。抢渡富春驱虎斗，狂奔浙赣叱龙争。自夸纵马荡华夏，孰料埋雷葬海鲸。靖国神祗添怨鬼，残阳衰草伴荒茔！”

“跑警报”与“名小吃”

记:《四川大抗战》里有很多抗战民俗记录……

郑：“跑警报”使成都城区大为拓宽。如西郊，清乾隆年后有一个姓黄的老头在驿路竹林边搭起茅草房子卖茶水，久之成了“幺店子”（小场镇），被称为“茶店子”。“跑警报”使可怜巴巴的幺店子街巷增多、商铺林立，一下子“繁荣”起来……成都警备区司令部也一度移驻此地。东门外三瓦窑、琉璃乡、沙河铺、龙泉驿，南门外红牌楼、簇桥，北门外五块石、天回镇等，情况都类似茶店子。成都许多“跑警报”时充饥吊命的小饮食，后来发展为“名小吃”。

记：“战时小吃店”处处开张，馒头、包子、锅魁、凉面、凉粉、酸辣粉、茶叶蛋、煮玉米……品种繁多，价钱当然也偏高。

郑：李豫川先生指出：赵金山那时在老南门大桥边开“洞子口赵凉粉”，大受欢迎。武侯祠一带，当地农民一听到警报就忙着煮饭炒菜，等候来客，饭用刀划成块，俗称“牙牙饭”。南大街口有家“章锅魁”，生意做得更妙：空袭前先将锅魁做好，再买回皇城坝的凉拌肺片或大头菜丝。警报响后，全家四口齐出动，在武侯祠柏木林一带叫卖，既躲了空袭又做了买卖。还有一家在草堂寺、龙爪堰一带卖“警报”麻饼的，后来发展为有名的“苏坡桥酥皮麻饼”。刘湘墓园旁的郭家林子，有一位逃难入川的下江人搭席棚卖“警报”伙食，他拉的面细如发丝，下锅一烫即熟，再浇上头晚炒制的三鲜、肉丝、炸酱、虾羹等臊子，可谓战时美食，后来这位老板又推出锅魁夹小笼牛肉、鸡丝凉面和卤肉三丝，名噪一时。“抗战快餐”体现了后方民众在战争岁月中坚忍不拔的生存精神，构成丰富的“抗战文化”内容之一。 （2013年5月22日 成都）

郑光路先生近年出版了好几部“叫好又叫座”的书，比如《四川旧事》《成都旧事》《“张献忠屠川”真相》和《炸响辛亥革命的惊雷——四川保路运动历史真相》等，他致力于历史文化研究和写作30余年，写作重点以研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四川重大历史事件为主。又因其治学严谨、言必有据，文体富有文学感染力，作品广受读书界欢迎。

笔者与郑光路颇有学道交往，每遇考据问题，他总能凭记忆或从他丰富的藏书、资料中，为我排忧解惑；报刊编辑经常向他组稿，往往是一些冷僻的、难度较大的选题，他总能很好完成。他说，这些都是出于对本土文化的感情。他有很多罕见资料，因为“文革”时期他就意识到收集文史资料的重要性，为了几本书，他甚至当场用自己的自行车交换……

各种资料汇聚一室，接着是比对、考据、甄别，再加上口述实录，他的治学、写作特点也就越发清晰了。

他自我总结治学特点，大致有三点——

第一，尽量以“大历史观”的独特视角去研究历史。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对历史抱以敬畏之心，长时间、远距离、多角度、全景式地去反映真实历史。坚持用历史真相去还原历史，而不是用“空对空”的理论或主观批判式的方式去论说历史，只有这样才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力争让著述具有真实性、史料性和学术价值。坚持以现在已很罕见的第一手资料（原始档案、亲历者回忆、当时报章、外交史料等）为主来再现历史，绝不采用常见的那种人云亦云、“以论代史”简单化的叙述方式，避免史学著述中常见的薄于史实、重于评论的缺陷。在使用真实史料（包括历来被忽略的历史细节）还原历史的同时，也根据史料阐述不少新的学术观点。所述各种史实，严格坚持“持之有故、言之有据”，并严格按学术著作的规范要求，文后都附有注释，标明史实根据和资料来源。对一些有争议的史实，决不凭主观好恶只择一说，而是诸说并存，供读者、研究者查证和进一步研讨。

第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技巧上，坚持“让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希望能客观、真实、全面、生动地再现有血有肉的鲜活历史，成为读者了解历史真相和国内外专家学者有价值的参考书籍。

这三条心得恰是郑光路数十年孜孜以求的心血结晶，也是新著《四川大抗战》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让我联想起司马迁“文史不分家”的纯正写作之路。

许蓉生（市社科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川军将士英勇抗战的事迹，映照出了成都“轻生死重大义，坚韧不拔”的城市精神。

成都人的性格，水性至柔，雍容、平和，善于享受，但在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却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气概。芦沟桥事变后，川军将士纷纷请缨抗战。川军出川时，装备不足，弹药匮乏，基本上没有医疗设备，然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战中经历了无数次最艰苦、最惨烈的牺牲，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成都将士在内的四川军民，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以他们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的慷慨悲歌。“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至今矗立在万年场路口，它是成都人轻生死重大义，坚韧不拔精神的生动写照。

焦汝敬，男，87岁，成都市政府任命参事。虽然远离战争年月已有几十年的时间，但谈起那段难忘的历史，老人仍然记忆犹新。

焦汝敬告诉记者，1938年，21岁的他刚刚从黄埔军校毕业便来到了成都。就在当时，驻扎在四川的十几个军，除他所在的95军和56军留守后方以外，其余几乎已全部出川参战，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抗战的八年时间里一直坚守在战场上，一次都没有回过家。比如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整个抗日战争中牺牲在战场上级别最高的指挥员，“直到牺牲时为止，他甚至都没有机会到自己在蒲江老家新修的房子里住过一次”；陈章文是焦汝敬刚到成都时认识的老大哥，而当1939年他随88军的范绍增出川抗战后，两人的再次相遇竟然等到了1949年之后。

不仅全川的官兵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四川的老百姓也对抗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众人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年轻人都积极报名参军参战。有一次，在人民公园举行的抗战讲演活动上，他就亲眼看见当讲演活动结束后，放在台下的大箩筐里已放满了普通市民自发捐献的钱物，而且没有一个人留下姓名。

新闻链接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抗日，从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到抗战相持阶段的长沙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等，川军先后共有300多万人参战，广大民众积极捐粮、捐款，各项军事工程动用人数更无法统计。对于这段历史，李宗仁将军曾说：“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